1949年9月30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，以民主协商的形式，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。东方既白时，百川归大海，在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幕后，是隐蔽战线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历史壮举。
1948年4月30日，中共中央发布“五一口号”，号召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，在海内外引发热烈反响，各界民主人士对参加新政协、筹建新中国踊跃支持。如何将这些民主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，成为隐蔽战线的重要任务。一个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、周恩来缜密谋划、隐蔽战线多部门周密实施的，堪称史诗壮举的护送工程拉开序幕。
当时，各界民主人士为躲避国民党迫害，大多居留香港活动，其他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因战事阻隔，多数要南下香港才能转赴解放区，香港成为此次行动的关键枢纽。根据周恩来指示，潘汉年牵头负责，与夏衍、连贯等组成5人小组专责此事。
此时，香港与解放区陆上、空中交通都已中断，周恩来决定启用海上通道。早在1947年，周恩来就派钱之光等人在天津秘密创设中华贸易公司，与我党在香港的秘密经济工作机构联和贸易公司配合，打通了香港与大连的海上通道。周恩来电令钱之光立即赴港与潘汉年接洽。潘汉年等人负责民主人士联络邀请、安排行程、转移。钱之光将联和贸易公司扩大为华润公司，以董事长身份负责租赁货船、设计航线并派人随船保护。
考虑到香港复杂严峻的敌情形势，周恩来再三指示要绝对保密、保证安全。潘汉年、钱之光等人制定了一系列措施：为不引人注意，争取分批接送；为保证安全，每次派专人随船保护；联络要注意敌特跟踪，航线要事先调查熟悉等。
社会各界对“五一口号”的热烈响应，让国民党集团恼羞成怒。为阻止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，国民党特务机构煞费苦心，除了加紧对民主人士的监控和阻截外，保密局甚至制定了暗杀名单，派遣大批特务四处寻找、恐吓、阻止民主人士。秘密护送刻不容缓。
经过精心准备，沈钧儒、蔡廷锴等第一批4位民主人士，由章汉夫陪同，连同保卫人员共12人，于1948年9月13日离港启航。为避免敌特注意，民主人士离家时轻装简从，行李由组织派人在前一天到家中取走，先送到维多利亚小码头，再雇小船趁夜转送到大船上。之后，再由潘汉年带着民主人士化装出门，在铜锣湾乘坐事先雇好的小艇，到维多利亚港登上“波尔塔瓦”号货船，启程向北。
首批护送成功后，紧接着郭沫若、许广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乘坐挂挪威国旗的“华中”号货船北上，李济深、柳亚子等第三批民主人士乘坐苏联“阿尔丹”号货船北上。虽然国民党特务和香港当局逐渐听到风声，多方阻挠，护送难度日益加大，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，在隐蔽战线的精心安排下登轮北上。
李济深作为在港民主人士领袖，是英美各国、国民党各派系争相拉拢和监视的对象。离港之日，李济深按照组织要求在家中大宴宾客以麻痹敌人，潘汉年带李济深中途悄然离席，乘车到海边转乘游艇出海，登上苏联“阿尔丹”号货船安全撤离。郭沫若为了掩护北上行踪，在《华商报》连载《抗日战争回忆录》，离港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交给报社，等到连载完时人已经快到解放区。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，为自己监控下的重要人物接连不翼而飞感到极为困惑。
据统计，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，潘汉年等人共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20多批次，少则二三人，多则两百多人，连同保卫人员总计达到1000多人，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，留下了虎穴抢救民主群贤的壮举佳话。
除香港至东北、华北解放区的路线外，周恩来还部署了上海、平津以及海外等不同地区进入解放区的秘密通道。
上海是国民党统治的重点城市，敌特组织森严。民盟负责人张澜、罗隆基等，早被敌特严密监视。1949年春，我情报部门截获蒋介石密令，指示在沪特务南撤时，务必挟持张澜等人，若不从就地暗杀。南京解放后，蒋介石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，暗杀张澜、罗隆基等民主人士，行动由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负责。短短数天，13位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毒手，张澜、罗隆基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，随时可能遇害。情况危急，周恩来亲自安排营救行动，指示上海情报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实施。吴克坚通过国民党上海警备前司令杨虎的关系，策反争取了负责监视张澜的特务、稽查处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背敌向我。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夜，毛森急令阎锦文将张澜、罗隆基沉江杀害，阎锦文顺势将张澜、罗隆基带出虎口，秘密交给吴克坚。6月24日，张澜、罗隆基顺利抵达北平。
此外，吴晗、雷洁琼、费孝通等20多位平津沪民主人士经陆路到达河北解放区；陈嘉庚、司徒美堂、蚁美厚等海外华侨领袖，在我隐蔽战线人员的周密安排和秘密保护之下，跋涉重洋千山万水，辗转来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。
